教育能给人生带来多大差别？对于王亚军来说，那就是改变命运的指明灯。
1964年，王亚军出生在睢阳区路河镇郑庄村一间拥挤的破屋里。在他的童年记忆中，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农村生活非常艰苦，很多人吃不饱饭，连玉米和红薯都不够吃。
1975年，王亚军上小学的时候，生产队里的13个村庄只有一所小学。那所学校，虽说有学校之名，但实际上更像是一所普通的民房。教室的墙是泥垒的，房顶是草铺的，没有窗户，夏热冬冷。黑板是前墙上稍微平整一点的一块土面，只比其他墙面多刷了一层黑漆。学生的课桌是土桌，板凳是两大块土坯架起的一根木棍。一排学生坐在一根木棍上，挤在一盏煤油灯下。而这煤油灯，也是条件好的同学从家里带来的。
教学条件差，教学质量也难以得到保障。“当时‘文革’还没结束，学校里从二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都要写大字报，老师也不能安心教学，教学质量也不行。”对那段时光，王亚军依然有很多的感叹。
上初中时，四五个大队，几十个村庄才有一所中学。学校虽然还是土房、土桌子，但是房顶有了瓦片，前墙有了木黑板，学生有了两个人坐的土板凳。校园里有了简易的篮球场和用来打乒乓球的泥台。王亚军说：“当时有了收音机，一个大队只有一台，通过喇叭播放。家庭条件好的同学会有一个小的球形收音机，好多人就围着他听。”
王亚军上高中的时候，已经改革开放，农村分了地，土地承包到户。经济条件好了，学校的各种设施也好了起来，有了统一的课桌、板凳，有了电灯，高考制度也已恢复。但即便如此，农村很多家庭对教育的理解还很落后，王亚军的很多同学退学回家种地。高中毕业后，王亚军选择了读卫校。他说，当时政策已经开放，允许学生自费上卫校。不然，学生想上卫校还需要大队推荐、委派，平均十个大队里有才能出一个卫校生。
三年后毕业，王亚军回到老家做起了乡村医生。他有个木头做的小药箱，不管下雨还是下雪，他都要走着去病人家看病。一直到2003年，深感教育改变命运的王亚军在市里买了房子，他决心让孩子读更好的学校。
说起这几十年的经历，王亚军感慨颇多：“现在学校这条件，和以前比完全不一样了。我第一次去孩子那教室，感觉真是太好了，窗明几净，有电扇空调。室内装备有直观教具和现代化教学设备，如放映机、投影仪、电视机等，真想自己小时候就能有这样的学校。”“更重要的是现在人的教育观念也变了，以前很多人能上学不愿意上，现在大家都自觉上学，还要求上好学校。这就是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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