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命运的波折面前，今天的年轻人面临一个蓬勃的年代，无论我们遭遇再多的痛苦，也不会比高加林更痛苦。如果高加林在那种痛苦中，能重新找回自己人生的道路，重新走出自己人生的辉煌，那么今天的年轻人就更没有理由放弃自己。
1982年，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一经面世，便引发读者强烈共鸣。41年后，由阎建钢执导，陈晓、李沁领衔主演的《人生之路》播出，同样引发了当代青年对于人生和理想的讨论。从《平凡的世界》《人世间》《人生》再到待播的《繁花》等作品，严肃文学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进入了爆发期。对于严肃文学的影视化，如何找到严肃性和当代价值间的微妙平衡，新京报记者专访了电视剧《红高粱》《幸福到万家》编剧赵冬苓，《人生之路》总制片人魏巍，以及《人世间》编剧王海鸰、导演李路等业内人士，在他们看来，当下影视工作者对于严肃文学的“再创作”，希望在回望过去几十年时代变迁的同时，融入契合中国社会真实发展逻辑的内容，产出能够引导观众思考的作品。
为什么改编
回看过去，展现历程，何以成就民族复兴
2015年，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播出，镜头中营造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质朴的怀旧气息，让不少观众被“戳中泪点”；2020年，改编自陈彦同名小说的电视剧《装台》播出，聚焦“装台”工人这一底层群体；2022年，根据梁晓声同名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改编的《人世间》作为央视开年大戏播出，该剧收获了口碑和人气的双丰收；同年由郑晓龙执导，赵丽颖领衔主演，改编自《秋菊打官司》的电视剧《幸福到万家》热播，再度掀起严肃文学的改编热潮。
严肃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思想性和时代影响力深远，其文字经得起时间考验，也经得起不同时代读者的反复回味。路遥中篇小说《人生》在问世以来的四十年中，激励了几代年轻人，《人生之路》部分取材于《人生》，以上世纪80年代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起点，讲述了高加林、刘巧珍等一批青年人在抉择中突破困境，找寻自我人生的故事。在魏巍看来，今天看《人生》看到的不止那一代年轻人的人生困境，更多的是那一代人怎么样一步步走到了今天，成就了民族的复兴之路。
《秋菊打官司》原著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初，赵冬苓坦言，到改编《幸福到万家》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包括农村迈向现代化的步伐迅猛发展，中国的农村也在慢慢从宗法式的农业文明迈向现代文明，一大批像秋菊这样的农村女孩，个人意识逐渐开始觉醒，和以前赖以生存的环境决裂，迈向城市文明和现代化社会。而《幸福到万家》切中的正是当下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社会热点，以及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法治建设。这是今天当下社会所面临的课题，和小说的故事延展是能连接在一起的。
《人世间》原著虽然创作于2017年，打动人心的同样是时代发展中人的变化，全剧围绕周家三兄妹的成长，呈现了跨越近五十年的时代变迁。在导演李路看来，这么多年，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发展成现在这样，经济总量发展到这般规模，描写工人阶层的影视剧实在不多。其中经历了布票、粮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几十年。“这确实就是我们经历过的变迁、飞跃，这是令世界瞩目的，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社会几百年的发展历程。”编剧王海鸰通过《人世间》真切感受到上世纪70年代底层老百姓的生活，“他们这么穷，这么苦，依然能够顽强生活。那时候那么困难，大家还能一块度过来，真的不易。”同时，《人世间》也给王海鸰带来了思考，“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强大过、软弱过、被欺负过、贫穷过，但是永远没有被征服过，永远没有被同化过。我在想，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
改编有什么意义
对无数普通人的善意注视
《红高粱》《秋菊打官司》两部文学原著分别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但其中塑造的主人公都具有鲜明的当代性。秋菊尽管从小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农村，但她不是一个活在别人期待中的传统农村妇女，她是一个为自己而活的女性。在赵冬苓看来，秋菊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一步一步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坚持打官司，正是她的自我意识在觉醒，她活成了一个真正的现代女性。其中所传递出的“女性做自己”的理念，时隔三十年后，也依然为当下年轻人所推崇。
和秋菊一样，《人生》小说主角高加林当时所面对的城乡隔阂、发展空间受限等人生困境，也一直促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度思考。上世纪80年代，中国城镇化水平还比较低，大量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和小城镇，他们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向往会更加强烈。不光是高加林，所有年轻人内心都带着这样一种渴望，向往大城市、向往不一样的生活。魏巍表示，剧中高加林不愿向命运屈服的精神被放大，时代变化下的人生抉择成为作品底色，展现了更多年轻人成长过程中的痛苦与挣扎，放在今天同样能够引发观众共鸣。
严肃文学的文字故事往往浓缩着作者对时代或一种人物的深刻思索。在路遥原著中，青年们经历漫长的摸索和困境后，迭代出更成熟的自我，原本的困境在自身努力与时代进步中不断破局。《人生之路》将人物的命运从上世纪80年代延展到新世纪，对原著“结局”进行具有时代性的续写。原著《人生》中，讲的是高加林想要挣脱黄土地却求而不得的人生，看上去是对感情的选择，实际上则是对“扎根”还是“向上爬”的抉择，最终结局呈现了一种宿命般的悲哀。而《人生之路》中，续写了高加林的结局，在重归黄土地之后，高加林坚持文学创作，拥有了再一次走出去的机会。魏巍表示，续写的结局更多还是出于对顽强又现实的高加林的未来的一种宽厚的猜测，而这种猜测也来自我们对现实里无数普通人的善意注视，“在命运的波折面前，今天的年轻人面临这样一个蓬勃的年代，无论我们遭遇再多的痛苦，也不会比高加林更痛苦。如果高加林在那种痛苦中，能重新找回自己的人生道路，重新走出自己的人生辉煌，那么今天的年轻人就更没有理由放弃自己。”
改编难度在哪里
把小说里的东西外化、影像化
严肃文学的强文学性也给改编带来了很大困难，与原著小说相比，剧版《人世间》要立体地反映特定时期、表现工人阶级。王海鸰坦言，电视剧是戏剧和文学的结合，这种方式决定了无巧不成书，“难就难在这个地方，要把小说里表现的东西外化、影像化。人物所有的心理活动不再是文字描写，必须让其行动起来，这是比较困难的。”
魏巍曾经参与过《红高粱》《人生》等多部严肃文学的影视化，在他看来，改编过程中的一大挑战就是，既要从文学经典中汲取丰厚的营养，又需要不断地用时代的眼光去解读文学经典，与时代同频共振。比如《人生》里年轻人经历的挫折、痛苦，是一代代年轻人都共通、都会经历的，只有看到共同的痛苦和挣扎，才能收获共同的力量感；而《红高粱》每一个瞬间呈现的都是真实、果敢、大胆的新时代思维，带来的是开放思想和封闭社会风气间的矛盾，呈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乡土中国”。
此外，从影视创作角度，严肃文学的改编在保留原著内核的基础上，也同样需要融合时代笔触进行改编。《人生》中有着“民办教师被顶替”的情节，在《人生之路》中改编为高明楼的儿子高双星顶替了高加林的大学名额，这也是剧中最突出的一个改编，改编后戏剧冲突更强烈，被顶替造成的后果，给主人公的打击更大、更持久。高考的冒名顶替集中爆发在上世纪80年代，但是高考冒名顶替作为案件，作为社会热点事件，前几年才暴露出来。魏巍表示，这个情节改动符合那个年代的历史逻辑，生活逻辑，现实逻辑，但又是当下的观众非常有感触的社会热点话题，用它来替代原著中的民办教师资格被替换，是继承了路遥的文学内核和戏剧逻辑，并且把它顺利延展到当下，让观众能够更加同频共振。
怎么让人物更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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